(一)语言语境的篡谋
　　语言在明示暗示性代词指称、省略结构、非标记性重复词汇(结构)、关系连词等形式接应方式上也存在差异。翻译时对这类单元“自然而然”的变通通常被理解为中性和透明，但根本原因却是译文“自然”对原文“自然”的侵凌。似乎，内容与形式一旦对立，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倚重和偏爱前者。形式方面的牺牲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无关紧要。可以说，翻译可能的一个条件取决于对形式的某种篡改和舍弃。
　　译语语言对语篇的篡写可从“互文性”概念得到解释。当符号由一个文本进入另一个文本，两个文本之间便形成一种参照呼应的“互文关系(intertextuality)”。(Lemke, 1985)Sebok (1986)将能构成文本互文的要素归纳为七种：指涉(提及另一文本标题、章节指明来源)、套语、文学典故、自我引用 (self-quotation)、惯常用语(被不断使用但出处不明的思想、观点)、谚语格言以及对某一先在文本体验的表达。Lemke从另一角度指出，互文也存在于具体文本和其所属的文本系之间。同一类型文本组的互文包括四种相似，即文体、主题、结构和功能。“互文性”强调，一些文本要素能引发超越文本的前文本(pre-text)的知识和价值体系，是一种通过暗含义 (connotation) 发挥作用的指意机制，而不仅仅是某种主观联想。处理互文性要素时，必须注意它们进入文本之后的信息地位(语场、语式、语旨、时间、地点等特征)、作为话语行为的指涉意图以及与其它符号相互作用的符号功能。除了考虑原语本身的互文关系以外，译者还需考虑它进入译语系统后的互文运作。有时，译者会遇到非常尴尬的情况，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，严格的直译可能增加读者负担，而采用通常的补偿手段，如加注、扩展等，原文的语篇特征又可能发生变化。较为典型的一例莫过于Nabokov翻译的普希金作品《奥涅金》了。他在译文所附的注释远远超过原文本身，结果，他的翻译更像一部阐释性学术著作。另一方面，如果过分强调译语系统的互文，给原作强加上读者熟悉的形式，异域的文化色彩多半就会丢失。西方小说早期被套上章回体结构，拜伦《哀希腊》被梁启超、马君武、舒曼苏、胡适等人套入元曲、七言古诗、五言古诗和离骚体，即是如此。他们通过套用中国特有的文体和结构，在译作和本土文学之间强行建立了互文。这样，接纳语境彻底改变了原文，语言间的差异被抹除，译语征服收编了原语。这也许只是较为极端的情况。实际翻译中，互文机制在语篇体式方面的控制不会采取纯粹的异化或归化，更多地是两种手段的糅合。译文总是某种“杂合”，既不属于原生的异域文学，也非本土原创。在强调多元化的今天，人们也许更主张直译，要求翻译尽可能忠实地保留原语自身的特色，但是，有一点不可否认，译语的允许和接纳才是原语移植之后得以获取新生命的条件。
　　
　　(二)情景语境的篡谋
　　第一，文本必须首先通过引介与导入。翻译发起人、出版社或者其他机构依据一定标准判定哪些文本可被翻译、值得翻译，并附带提出要求。译者本人也能充当发起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全球化消费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，文化商品化和商品文化化已经消蚀了传统的文化和商品之间的区分，利益驱动对翻译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决定作用。经典、严肃作品在翻译的衰落和畅销书籍、影视的激增，说明市场已经成为牵导翻译的无形巨手。
　　第二，读者以及使用翻译的目的也对翻译产生重要影响。读者不是一个抽象概念，而是一个具有明显时代特点、身处特定文化背景的实体存在，他们会因行业、教育、社会经历、文化心理、观念以及阅读取向等诸方面的差异对信息的价值和重点要求不同。读者期待构成话语的隐形牵引。忽略读者的现实和欲求，作品很难进入读者视野，更不用说生存延续了。
　　第三，由于文化间的距离，原作者进入翻译后的命运要依赖译语文化的态度。十九世纪英国翻译家George Fitzgerald 认为，译者完全没必要臣服原作者，原作只是给他提供一种在译语操作的可能性。今天，一切以原著为中心，译文应该屈从原文，还是反过来，一切以译语为中心，原文必须接受译语的改写操控，仍是理论界热衷的话题。
　　第四，作为话语实践的翻译活动本身在文化内部的地位同样影响翻译。在文化多元系统(polysystem)中，翻译文学并非任何时候都从属于原创文学。当本土文学尚处于发展初期，体系还不完备(如以色列建国初期)，或者，相对于其它文学体系仍居于边缘地位，自我创新能力较弱(如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文学)，或者正经历危机转折之时(如美国二十世纪60年代、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文学)，翻译文学将占据首要地位。(Gentzler, 1993: 116-18)这种情况下，翻译主要致力于引进外来作品的形势以改变现状，开创文化新局面走出自身困境，因而，翻译会贴近原文，尽量复制、保存原文形式要素及文本关系(textual relations)。其它情况下，翻译处于次要地位，目的主要是引入、吸纳他人新异的思想观念，因而，翻译会更多依赖自身既有模式和审美规范。
　　第五，译者毋庸置疑地构成翻译的核心和关键。他根据自己对上诉因素的综合考虑，居中调停，最终决定多大程度以及怎样操纵原文，代替原作者“恰当、合理、正确”地讲话。译者不可能像某些翻译理论家要求的那样“隐形”、“透明”，他时时处处都会把自己铭刻在译文里。